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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mg4355手机版】马云十年,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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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⑩。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⑾。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文。该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⒆。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1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即使跪着活,只要活一天,我们就赢了"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坎坷创业:1999~2000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②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③ 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
  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
  ⑤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⑥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⑦ 毛泽东致舅父母信,1919年4月28日。
  ⑧ 罗学瓒致毛泽东信,1919年11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8页。
  ⑨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⑩ 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⑾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
  ⑿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⒀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⒁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1979年7月7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⒂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⒃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⒅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
  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⒇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21)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2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2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背景:那个年代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1999年1月1日,大多数中国人是在晴好的天气里开始这一天的。当然也有例外,西宁飘着小雪花儿,南中国的重庆、贵阳、南宁、南昌和长沙,是小雨天气。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一天的《南方周末》以她惯有的特色面世,这是一份创刊已15年的报纸,对弱势群体、草根阶层充满关怀与同情,这让她在中国2 000多个县城里都有足够的销量。她在新年贺词里写道:"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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