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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马云十年,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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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政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O: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五万人,四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鲁西南战役共歼灭敌人5.6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宋瑞珂,整编第七师中将陈颐鼎、第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第七十师少将副师长罗哲东、第六十六师参谋长郭雨林等高级将官多名。——译注)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于接下来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充满感情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③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它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毛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要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砌底失败。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时间,曾领军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二十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在大别山艰苦奋斗。
  转机到1948年春天才来到,其他的共产党部队防线进入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的空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进军豫北。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是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停滞阶段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作一番休整。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曾有过的几次会谈,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处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的身体感到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邀请他就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达到高潮,共产党第一次考虑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不管怎么说,毛有理由怀疑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国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斯大林企图就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盘问他,并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怎样怀疑,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回忆录。聂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④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他说,他拒终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⑤。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制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一百五十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个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派出了大约三十万的军队*并得到了民工
  *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的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刚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则被打阮。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碎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人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老关系,又在一边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五十万的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全部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由于欧洲的冷战,美国的反共情绪日益强烈,因此不会允许共产党攻入台湾。更长远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能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战争生涯的结束。党曾计划让邓负责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地区曾是前国民党的中心。
  但是到了7月份,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怕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祥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至1952年进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1949年在整个四川省仍旧还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在公开记录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这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即将离开这一地区之前正式启用了。在这个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三张照片被收录到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三大任务中,邓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⑥
  这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剥削,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操纵了政治生活,这是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疹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社会革命。
  土改使党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痛斥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得到解放并树立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控制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在经济上,土改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不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都达到了均贫富。
  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士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收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凋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8-1169页;第1173页;第一卷,第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0-1231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7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6页。
  ⑤施拉姆:《毛泽东传略》,第191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喜欢叼着大烟斗,一罐又一罐不停地喝可乐的孙彤宇,很早之前是一名广告销售人员。1996年,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了有关马云的报道,他觉得这个人很有趣,于是"自投罗网",结识了马云,并进入马云当时创建的中国黄页策划部。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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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孙彤宇等人去尝试的,是一家与阿里巴巴B2B业务完全不同的网站,完全没必要做一个"小阿里巴巴"或"阿里巴巴2号"出来。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⒃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⒅。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⒆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⒇。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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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②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年7月9日。
  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⑨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页。
  ⑿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页。
  ⒀《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页。
  ⒁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
  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页。
  ⒅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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