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官员8月曾欲赴中业岛,或将出售之前保密武器

图片 1 资料图:激光陀螺专家高伯龙(科学报图片)

  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网站7月30日报道,文章称,克里米亚事件,将会加速俄向东看,俄中全面接近,成为地缘政治不可避免之势,分析认为这一次不是短时期的现象,俄欧美关系很可能相持相当一段时间。这样,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有可能再度进入新的阶段,就此而言,并非什么新的论点。

  南海局势最新消息:据《菲律宾明星报》网站19日报道,8月1日晚,一艘载有地方官员和记者的小型渔船在前往中业岛途中遭到一艘中国海警船的“骚扰”,最终被驱赶。

图片 2 资料图:1980年,应用物理系科研人员在进行激光技术研究(前排中为高伯龙)

  关于S400向中国出售的问题,这里要谈的是3月29日俄《生意人报》以“普京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S-400”的题目加以报导,这一点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克里姆林宫懂得如何利用外媒、大报公关,《生意人报》把普京的名字与S-400出售中国问题联系起来,不那么寻常,这是莫斯科向西方、日本发出的明确政治信号。报导引述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A.Formin的话说,俄中正就出售2-4个营的S-400进行谈判,如果成功,中国将是第一个使用S-400的外国。报导还说如果顺利的话,中国可能在2016年获得S-400。

  据报道,菲律宾“莎尼娜”号在恶劣海况中行驶了一天一夜后,在仁爱礁入口附近遇到中国船只。编号为“中国海警3111”的中国船只围绕“莎尼娜”号做出敌对动作,当时菲律宾这艘单引擎的木制渔船正在躲避恶劣天气。

图片 3 资料图:1990年,高伯龙(右二)在指导博士生工作。

  文章称,类似S-400、苏-35这样的高尖端技术装备,向哪个外国出售的确需要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的讨论,当然原则上需要普京点头,但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意见非常重要。

  报道称,中国海警船不顾天气恶劣,用强力泛光灯照射这艘小船,拉响警报器,示意这艘小船掉头回公海。而中国船只的“威胁性动作”迫使渔船上的人纷纷穿上救生衣,爬进救生筏。

图片 4 资料图:2001年,高伯龙(中)进行科研工作。

  文章称,根据对近期俄局势的观察,在涉及对外政策问题上,4个人的意见至关重要,4个人都同意的话,意味着定案。4人分别是:普京总统、总统办公厅主任S.Ivanov、联邦反间谍局局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4人都是原KGB出身。

  中国船只一直把渔船赶到某暗沙的浅水区才作罢。整个追赶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高伯龙:至纯至强之光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近10年来,中国军事技术高速发展,不再需要与俄罗斯进行更为紧迫的军事技术合作。文章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而且预测,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中军事合作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高潮。主要原因是:一系列关键技术设备,尤其是各种发动机,中国依然需要依赖俄罗斯。其二、90年代末期进口的诸多俄武器系统,已经进入改良时间,这些改良包括俄推出了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这些新装备的相当一部分,过去不在出售中国的名单之内,今后,基于新的政治形势,俄有可能开放出售。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菲律宾日前在南海骚扰不断。14日,菲军方高层声称将推“南海6岛渡轮游”,包括中业岛和仁爱礁。

  高伯龙(1928.6.29~),激光陀螺专家。原籍广西岑溪市,生于广西南宁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自1975年起,高伯龙一直从事激光陀螺研制,率先对激光陀螺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主持并研制成功有关激光陀螺原理样机、实验室样机等。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针对上述最新情况,请教了俄军事工业界权威的负责人,他表示:平可夫,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克里姆林宫有人想让北京高兴!”这段证言非常重要。因为在军事工业界甚至军队内部,截至克里米亚危机以前,拥有相当强大的反对向中国出售高技术装备的势力,目前看来,普京的“原则上出售论”无法阻止。

  中业岛是中国南沙群岛中继太平岛后第二大岛。自1971年起被菲律宾占领,设所谓的卡拉延市的行政中心,该岛是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指挥中心。

  高伯龙曾深有感触地说:“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高伯龙的学术自信和创新胆魄。

  综合中国军队使用的俄技术装备判断,文章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俄新装备可能、有潜力出口中国。

  王晓军 姚炳洪

  首先是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改良,4艘同型舰已经使用了接近15年,尽管中国今天的造船工业技术相当发达,但这毕竟是俄罗斯的船舶。改良的方面包括换装垂直发射的Shtil-1
舰对空导弹,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国家实验工作。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自己换装红旗-16。然而当初进口Shtil-1
的目的就在于使舰对空导弹种类多样化,使作战能力更加保险,因此推断中国海军不会现在放弃Shtil-1导弹。(知远/北风)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全国激光陀螺研制最为艰难的20余年间,高伯龙率领的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从零起步,从基本原理的研究、主攻方向的确定,到一项项工艺技术的突破,在重重艰难险阻中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激光陀螺的成功之路。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高伯龙院士,怀着对激光陀螺事业的深深热爱,依然像红烛一样在坚持工作,用自己率直的品格和坚定的信仰化作一束至纯至强之光,为后人前进的道路指引着方向……

  立志要当科学家

  高伯龙的祖籍地是广西岑溪谢村,但他1928年出生于南宁,除抗战时期因躲避战乱随母亲回岑溪短暂居住外,极少回到老家。原因是他的父亲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一直辗转各地工作,高伯龙亦随父母各处迁徙,竟然就读了南宁、梧州、杭州、武昌、岑溪、宜山等地的多所小学。又因转学时常插班就读,以致两次跳级,六年小学五年就读完了,小学毕业时年仅10岁半。本来要在宜山接着读中学,但父母考虑高伯龙年纪太小,且又要举家迁往别处,故劝高伯龙暂时休学,在家自修。虽然高伯龙学习成绩很好,但所读小学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故报考宜山中学时仅列“备取生”。

  高伯龙休学在家自修期间,全家居住在乡下,信息闭塞,父母又忙于工作,竟然错过了第二年报考中学的时间。父母十分着急,对高伯龙说:“我们耽误你了,你又要在家待一年,这怎么得了。”并说:“你要去读最好的中学。”父母说得最好的中学,就是蜚声战时大后方的桂林汉民中学。

  其实,考察高伯龙早年求学经历,在家自修的近两年时间是他形成浓厚的求知欲望乃至人生立志的重要阶段。他的姨妈给他买的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对他影响甚大。这套文库分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矿物、游戏、神话、寓言、童话、故事、诗歌、戏剧等45个门类,共500种图书,其中科学家传记、科普知识及中国古代名著等最令高伯龙感兴趣。他的自修主要就是看这套小学生文库。高伯龙晚年回忆说:“我小时候想当大科学家,一个原因是看小学生文库,受到启迪;第二个原因就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备考汉民中学期间,父亲利用工作之余亲自教授高伯龙学数学、语文。高伯龙的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尤擅数学。毕业后曾任广西省立工程专门学校校长,并曾负责广西农村垦殖试验区建设工作,还多年担任广西“三杰”之一黄昭竑的秘书。经父亲的辅导点拨,高伯龙学业大进,尤其是培养起对数学的浓厚兴趣。1940年9月,高伯龙如愿考取汉民中学。入读四年中,数学等理科课程成绩始终出类拔萃,深得老师赞赏。其时,高伯龙在该校师生中已有“聪明”“头脑严密”,甚至“天才”的称誉。高伯龙也确信自己将来一定能成为科学家。

  然而,战火打断了高伯龙的学业。1944年9月,高伯龙进入高中二年级学习仅两个月后,日军即进犯广西。高伯龙随学校撤退。眼见国难不已,年仅16岁的高伯龙决定投笔从戎,抗击日寇。当年即同报名从军的同学一起,徒步前往四川入营。然而目睹国民党军中腐败,而所在青年军大部并未开赴前线作战,使其从戎抗敌的愿望破灭,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科学强国的志向。抗战胜利后,高伯龙立即提出复员,重回学校读书。幸运的是,高伯龙又进入一所名校——上海中学学习。虽在该校仅读了高二一年,即于1947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但他理科课程尤其是数学成绩之优异,已给老师和同学留下深刻印象。报考清华大学时,在数学系和物理系之间颇多考虑,最后以物理学家必兼数学家的看法而选择了物理系。而清华物理系又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重镇,名师荟萃,生源一流。高伯龙如鱼得水,刻苦学习。1951年毕业时,被评为清华物理系当届两名优秀学生之一。至此,他立志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似乎就在前面向他招手。

  逆境不泯科学梦

  然而,当时日益左倾化的社会政治氛围给高伯龙实现当科学家的理想投下阴影。毕业分配时,高伯龙希望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这是他所热爱和擅长的。但他却被分配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该所工作三年,他多次要求调动未果,其原因来自他的三个历史政治问题:一是在汉民中学读初中时被迫集体参加三青团,二是为从军抗战参加青年军,三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虽积极参加革命进步活动,但考虑学业与政治活动难以兼顾,经艰难而痛苦的思考后,决定不加入党组织,而专心于学习。上述问题仿佛“原罪”一样曾和他形影相随,每逢政治运动便有人翻出“旧账”,这给高伯龙带来极大精神困扰。

  1954年,高伯龙被哈军工选调到该校物理教授会,担任物理教学工作。除普通物理外,他还讲授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并为全校干部师生讲授过带有普及性质的原子武器大讲座,以及主持物理教授会内助教的业务进修工作。

  因工作出色,业务水平高,高伯龙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组织上曾对他作出如下评价:“教学效果好,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比较有声望。”他于1960年主编的约三四十万字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得到学院教务部的很高评价:“质量可与目前出版的同类书籍比较。”

  参加工作以后,高伯龙对“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和做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只有多读书钻研学问,多做实际研究工作,才能报效国家。他大胆地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也因此,在中科院工作时即因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受到专门会议批评。反右时,虽经哈军工有关领导保护而未被划为右派,但在“红专大辩论”中成为“白专”典型,被冠以“高伯龙路线”在全院遭到点名批判,不久即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

  “文革”中,高伯龙更是遭受磨难,曾被隔离审查,后险些被发配农村劳改。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之时时袭来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导致高伯龙罹患多种疾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气管炎转为严重的哮喘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未要求晚婚,但高伯龙迟至34岁时才经人介绍对象而结婚成家,主要原因即是他的所谓历史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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